俄乌冲突下欧洲制造业成本上升 - 比思論壇

俄乌冲突加剧欧洲能源紧张，使欧洲重新考虑将高昂的生产制造成本向外转移。同时，中国为化工制造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，这些有利于化工制造升级与迁移。

　　今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欧洲与俄罗斯经济合作关系发生巨大变化——欧洲决定脱离对俄罗斯油气依赖。欧洲能源价格高企，制造业成本急剧上升。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带领企业高管访华的背后，体现对欧洲制造优势的担忧，以及在欧洲高能源价格导致贸易顺差收窄背景下对中国市场的重视。随着俄罗斯能源战略东移，以及中国以实体经济为重心的发展目标，看好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机会，本篇我们以化工产业为探讨。

　　德国以高端制造著称，引领欧洲经济，这背后重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供应。俄乌冲突使德国失去了近1100亿立方米/年的俄罗斯天然气供气量，占2021年德国天然气消费量的122%（德国没有LNG接收站，全依赖管道进口天然气）。由于天然气供应下降，德国不得不削减工业用气量，以确保居民用气需求。德国在俄乌冲突前天然气进货量约在4.7亿立方米/天（包含过境天然气约2亿立方米/天），其中约1.7亿立方米/天来自俄罗斯。俄乌冲突后目前天然气进货量约在3.2亿立方米/天，如果北溪1号持续不通气，德国比正常水平持续差1.5亿立方米/天的供气量，工业用气将最先承受这部分用气短缺。

　　持续高涨的能源价格不仅让欧洲投资信心下降（图3），同时让欧洲及德国面临有数据记录以来最差的贸易差额（图4）。2022年8月德国电价涨至0.5欧元/千瓦时，约3.4元/度，约是中国工业电价的7~8倍。高电价对德国高耗电行业形成打击，德国钢铁、电解铝、合成氨单吨成本较中国价格分别贵约188美元、5110美元、3280美元。2022年8月欧盟27国贸易逆差-577亿欧元（出口额＜进口额），德国贸易顺差12亿欧元（出口额＞进口额）。其中，德国2022年二季度部分商品出现贸易逆差，能源品贸易逆差-174亿美元，有机化学品贸易逆差-144亿美元，电气设备机械设备贸易逆差-50亿美元，金属制品塑料制品无机化学品等贸易逆差-10亿美元左右。

　　昂贵的能源价格使欧洲制造业不得不考虑战略东移，并且这让它们离最终消费市场更近。俄罗斯廉价能源供应为欧洲创造了制造优势，但随着欧洲决定跟俄罗斯能源脱钩，这一优势反过来制约了欧洲制造业扩张。同时中国凭借巨大需求市场与稳定的对外开放政策，使欧洲放弃美国“脱钩”战略。2022年9月，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宣布在中国广东湛江投资100亿欧元打造世界级化工基地，以逃离欧洲昂贵的能源成本，同时更靠近终端消费市场——2021年德国巴斯夫在中国区收入占比达15%。2022年11月4日，朔尔茨带领12名企业高管访华，这些企业大多在中国有非常高的销售收入占比（下图）。

　　另外，中国自身也在不断加大研发投资，努力实现从“制造强国”向“智造强国”转变。在欧洲能源紧张之际，中国重视实体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也为中国化工制造升级创造机会。

　　化学工业是一个重资本与高度创新的行业，德国、日本、美国、韩国是这一行业领先者。但同样需要持续不断的廉价能源供应——这是竞争力的重点之一。

　　一方面，中国石油、天然气能源供应安全性在增加。俄罗斯计划到2030年向中国增加1000亿立方米/年管道天然气供气，另外中国沿海LNG接收站接受能力将达到约3000亿立方米/年（约2亿吨/年），中国天然气进口将逐渐打开。此外，随着中国推进“一带一路”、上海合作组织、金砖国家等外交经济合作，中国能源进口来自俄罗斯、中东等经济合作国家，保证了能源供应渠道多样化与安全性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俄乌冲突加剧欧洲能源溢价，使中国能源成本具有竞争力。德国化工制造除了技术外，主要依赖俄罗斯廉价能源供应，而当欧洲对俄罗斯能源进行制裁，俄罗斯向亚洲倾斜能源供应，过去大家常说的中国能源溢价在变为欧洲能源溢价，这为中国化工制造提供优势。

　　充足与廉价的电力是中国制造竞争力强的另一因素。凭借新能源革命与储能技术发展，中国发电量与储能能力快速扩张。中国不仅发电量大，绿电产量高（水电占比21%，风电太阳能占比10%~15%），电力成本也远低于传统制造强国德国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，这成为中国制造重要比较优势。

　　制造业发展必须依赖技术革新。制造业具有规模效应，一旦取得制造技术突破，制造壁垒下降导致大规模生产，产品价格竞争激烈，产品溢价或利润下降。规模效应使制造业必须持续创新，才能维持产品竞争力与溢价，维持企业基业长青。过去西方众多企业凭借在中国市场获得盈利，进一步加大研发，保持了竞争力。中国化工企业研发投入跟世界领先企业还有较大差距。从整体上来看，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跟全球发达国家比较，依然偏低（图8）。

　　研发投入有差距，但中国化工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。2021年全球50家最大的化工公司中国占据9席，比2020年增加2席，这些中国企业将对标全球最优秀化工企业——通过研发不断扩大产能，获得市场份额与现金流。

　　另外，当前中国制造业正进入新一轮产能扩张周期（所谓10年一次的朱格拉周期），资金快速投入高端制造，将支撑化工新材料等产业发展。支撑这一轮制造业产能扩张周期的需求包括“碳中和”、新能源车、绿色可再生能源发展，这一点需要特别关注。

　　除了研发资金投入与产能扩张之外，中国化工公司在部分关键产品技术方面也在不断取得突破，涉及高端聚烯烃、（特种）工程塑料、高性能纤维、功能性膜材料和半导体材料等领域。从国产替代角度看，这些产品有巨大的缺口。

　　实际上，从出口结构上我们也能看到中国化工材料的出口在快速增长，在全球占比也在不断提升（下图）。拿具体材料TDI/MDI来讲，过去这一材料技术被日德等国家垄断，国内以万华化学为代表的公司经研发取得技术突破，2021年万华化学公司是全球最大的MDI供应商和全球第三大TDI供应商，国外收入占比已经占49%，万华化学公司产品正在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

　　中国化工制造具有发展机会，还在于中国国内有广阔的需求空间。随着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，新能源、半导体、电子电器、信息通信、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发展势头良好，有望带动上游化工新材料需求持续增长。

　　拿新能源来说，预计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580万辆，这将带来锂电池薄膜等相关材料需求增长。整体上讲，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，为化工材料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，这或许也是巴斯夫决定在广东湛江投资100亿欧元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客观讲，中国化工制造跟西方国家在技术方面还有很大差距。昂贵的天然气价格只能将部分欧洲化工制造转移到中国，这些产品往往对天然气能源依赖度高但技术含量一般，比如合成氨等——此前巴斯夫表示将关停部分欧洲产能。如果欧洲天然气紧张持续，或许那些欧洲化工品全球产能占比超过20%的产品将更多依赖东方，比如辛醇、苯酚、丙酮、聚氨酯（TDI/MDI）、环氧丙烷、维生素（VA/VE）、蛋氨酸、磷酸一铵、有机硅等。再结合中国制造技术及产能优势，持续的天然气危机可能对国内维生素、蛋氨酸、聚氨酯、抗老化助剂、环氧丙烷等产品的生产企业带来涨价后的超额利润，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关注。

　　由于欧洲天然气紧张，维生素A/E产量可能紧张。全球维生素A产能格局是欧洲占比约50%（帝斯曼7500吨，巴斯夫6000吨，安迪苏5000吨），其余约50%产能在中国，维生素E欧洲产能约占36%（帝斯曼3万吨，巴斯夫2万吨）。由于欧洲天然气短缺，欧洲整体计划减少15%的工业天然气用量。巴斯夫此前警示，若天然气供应量低于最大需求的50%，巴斯夫将不得不缩减或完全关闭其在德国路德维希港的基地。作为全球最大的维生素生产地区，欧洲天然气供应紧张将可能导致维生素产量不足而涨价。国内企业将受益于维生素涨价，代表性公司如新合成、安迪苏等。

　　欧洲天然气紧张，也可能导致重要的聚氨酯材料TDI、MDI产量短缺。2021年欧洲MDI产量约占全球23%，TDI产量约占全球24%，重要的生产企业包括巴斯夫等。受天然气供应紧张影响，欧洲MDI/TDI产量可能下降，导致价格上涨。

　　欧洲天然气紧张造成产成品产量影响还包括蛋氨酸、抗老化助剂、环氧丙烷等。2020年欧洲蛋氨酸产能占比接近30%，抗老化助剂产能占比约30%~40%（主要集中在巴斯夫）、环氧丙烷的产能占比则约为25%。近些年，中国蛋氨酸、抗老化助剂的研发与产能扩张上稳步推进，主要企业包括安迪苏、新和成、利安隆等。

　　总结来讲，俄乌冲突加剧欧洲能源紧张，使欧洲重新考虑将高昂的生产制造成本向外转移。同时，中国为化工制造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，这些有利于化工制造升级与迁移（所谓的“销地产”）。我们认为，中国化工制造正在逐渐具备成本与产能优势。一旦国内疫情后需求复苏，产能扩张后的企业将重新获得现金流，并以此进一步扩大研发，帮助中国化工企业完成资本与技术积累，走向制造强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