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您撰写的《给孩子的科技史》里，人文叙述一直渗透在科学发展脉络中，比如说到牛顿，您不仅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，还从人文的视角表达了牛顿给这个时代的贡献，丰富了读者的视角。这种叙述方式的必要性是什么？
吴军：在国内，我们喜欢把牛顿或者笛卡尔这些人，单纯地看成是科学家或者数学家，但是他们在历史上真实的身份，或者说他们产生的影响力，很大程度上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。
比如说，我不断讲到笛卡尔方法论，实际上我们从高中就开始了解这位数学领域解析几何的发明人，却很少关注他在哲学上的贡献。在笛卡尔之前，哲学实际上是一门探究本源的学问：世界的本源到底是什么？是物质，是思想，是上帝，还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不存在的东西等等。早期的时候，像古希腊哲学家、中国古代哲学家、印度古代哲学家，想的都是这个问题。到笛卡尔的时候，他给哲学转了一个方向：哲学研究要注重讨论方法。不是说不讨论本源了，而是说我们获得知识、认识世界的方法更重要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一点也不亚于他在数学史上的地位。
同样的道理，牛顿在科学上也有很多贡献。在牛顿之前，人类无法认识很多自然规律，就把很多自然现象简单归结为神的创造。牛顿说，自然现象有它本身的规律，而这个规律是可以被人来认识的，从此人类便有了空前的自信，有了自信以后，人就不再是趴在神的面前了。正是这个原因，牛顿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非常高。真正成为大科学家肯定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家，应常常在思想和哲学上有深入思考，否则很难成为顶级的科学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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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人往往只记住一些知名的的科学家，并把他们英雄化，但是在您的书中，强化了某些科学的突破和技术的革新往往是几代人不断累积的结晶。这反映着您怎样的历史观？
吴军：很多人在上大学以前，甚至读博士以前，想着说我要建立一套多么宏大的理论体系，其实你最后会发现每一个科学家做的事，都是在前人的科学体系上做一些修修补补。你前面肯定有很多问题没解决，我们就是去把它继续解决掉。大部分科学工作是N+1的一个过程，前人已经做了N，你又做得比前人更好一点，你就是有贡献。这就是牛顿为什么说要站在巨人肩上。
在国内，大家觉得科学家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，常常会神话科学家，误以为他们高高在上，跟凡人不一样。还有一种误解，即把他们看成怪物，觉得他们不食人间烟火，有的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，完全不懂人情世故。人们把科学家想成这两个极端，其实都不合适。大多数科学家的生活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同时他们也沉浸在科学的探索中，乐在其中。科学家们论道，是很津津有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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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写科技史更多从衣食住行的视角解读科学的产生、发展、更迭，这种写法是回归科学的本源还是单纯为了迎合观众？
吴军：我写的是科技史，科技史有过去，有现在，可能还有点未来。我们今天看过去的科技，其实都不算是高科技，因为我们都用过了，甚至把它淘汰了，但在当时来讲是高科技。
之所以从衣食住行写起，是因为人类早期的文明发展，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，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，才好去做更多的发明创造。早期人们的智慧都用在解决衣食住行上了，所以越早期的科学成就，和我们人类最本能的生存越息息相关，越往后精神层面上的要求会越来越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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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书中，您对笛卡尔的科学方法做了详细的总结，希望向读者传达一种什么观念？
吴军：我觉得方法论有三个意义，第一，普通大众掌握方法以后，也能做不少的事情。而古代往往只有聪明人能发现一个现象或者掌握一个规律，带有一定的偶然性。
第二，大家做事情，如果有方法可循，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按部就班地一步步来，起码不会做得很差。这是现代教育的一套思路。
第三，有了方法论以后，就可以把所有的知识做一番重新验证。实际上，科学发展就是不断地推翻前面的一些错误，然后不断地得到更准确知识的过程。方法论使得科学的进步成为不断叠加的必然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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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心求证与大胆假设往往是缺一不可，大胆假设的度又在哪里呢？
吴军：对于一个科学家，或一个专业人士来讲，大胆假设、对前人的怀疑是理性的假设、理性的怀疑，不是乱怀疑。现在有些民间科学家动不动说推翻了相对论，或者说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，或者说推翻了能量守恒定律，这是胡乱的怀疑。
我们做一些科学训练，接受科学的教育，要具有常识。世界上有一些知识是通过逻辑推导出来的，我们没法怀疑它，因为它本身靠逻辑推出来的结果就是永真的，是永远成立的。有些则是经过了很多年广泛应用中反复的验证，也不是那么容易质疑的。具有一个对什么事都保有怀疑的心态是好的，但不应乱怀疑，假设也不是胡乱假设、没有边际地瞎假设，这其实反映出一个人的科学素养，或者说职业的科学家和这些所谓民科的差异。求证要符合科学的方法，要符合逻辑，要使用科学家共同认可的规范，不能瞎证明且毫无逻辑地猜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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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认为大学一年级对人的成长来说，意味着什么？
吴军：首先，家长不再管你了，相对自由了，你可以规划、管理自己的人生。其次，你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，你该把自己当做一个成年人、大人来看待了。你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，学校并不教的，但是你必须要在十八岁以后开始学习，因为四年一晃就过去了，然后进入社会，就得应对这些问题。再次，你在中学阶段，不用考虑以后会做什么，先拿到高考的分数再说。大学完全不一样，你必须要考虑你将来做什么。有些课可以学，有些课可以不学，有些课可以学得好一点，有些课可以时间花少一点，完全在你个人。大学生活不是中学生活的延续，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，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开始。现在的大学生在自己开启一个新阶段的同时，时代也有了新的转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必对未来过虑，做好自己每天的事情，自有各种机会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到了那一步，自然有解决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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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重回校园，您会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呢？
吴军：假设突然年轻20岁，再重新过过去的生活，大概率还是回到原来走的这条路。因为每一个人的道路都是自己走的，别人给了再好的建议和样板，很多人不一定学得会。有两点，我自以为做得还算好。第一，我的班级里有几个伙伴，对哲学非常感兴趣，我们每星期会抽一天晚上，提前两个小时回到宿舍，专门讨论哲学问题，平时读的哲学书也会讨论一下。我很多哲学方面的思考都源于那个阶段。第二，清华体育运动开展得好，我们那时候在体育上花的时间还是很多的，我打羽毛球花了很多时间。这个很重要，毕竟大学生活是一个全方位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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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不确定的社会里，年轻人应该葆有的确定性是什么？
吴军：第一，我觉得还是基础教育、通识教育。现在大学基本上还是文理分科的，这一点对培养大家的人文素养不是很有利。知识没有打通，对人的长期发展其实是不利的。短期里解决具体问题是没问题的，但是要想成为一个大科学家，对知识的全面了解是很重要的。
第二，让学生更有机会去运用他们学到的一些知识，把知识拿到社会上去用。世界顶级的大学暑期都很长，一般三个月。做一些实际工作，会对社会有所了解，才能知道自己学到的知识和能力有所欠缺，这样回到校园才可以补上。大学生要把暑假利用好。很多人意识到自己的人文素养不够，都是工作了以后才意识到，在学校里根本无法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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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摩尔定律的预示下，科技的加速运行让人类生活的内卷化已十分严重。那么未来，我们该如何守住人道主义关怀？
吴军：第一，科学进步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有更好的生活。要是忘掉了这个目的，科学发展就走偏了。生产力的发展，不光是科学的发展，使得人们变得好像越来越忙，让人变得完全没有了生活。
第二，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归纳到科学当中。科学是有边界的，很多问题不完全是科学问题，它还包括很多伦理问题，所以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，科学是受约束的。
打个比方，一个放风筝的人手上拿着一根线，风筝跟你说，你把线再松松，我就飞得更高了。最后风筝跟你说，你把这根线剪断了，我就飞得更高。你把线剪断了，这个风筝就失控了。“人文”就相当于这根线，剥离了人文的科学有时候是一个灾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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