情人杜拉斯（一）

kuangsansha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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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次相遇（1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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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献给

　　卡西娅，德里尔街的第一个年轻女读者

　　1

　　我想谈谈1980年夏到1996年3月3日这十六年当中的事。谈谈我跟她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。

　　我说的是“她”。

　　我总是难以说出她的名字。我无法说出她的名字。除非写出来。我从来不曾以“你”称呼她。有时，她希望我这样称呼她，希望我以“你”称她，希望我能直呼她的名字。但我叫不出来，这个名字无法从我嘴里说出来。对她来说，这是一种痛苦。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。然而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想，我可能不小心以“你”叫过她两三回。我看见她露出了笑容。孩子般的笑容。一种出自内心的欢欣。要是我一直跟她这么亲近那该多好！

　　我叫不出她的名字，我想是因为我首次读到这个名字，看到这个名字看到她的名和姓，这个名字马上把我迷住了。这个笔名。这个化名。这个作者的名字。总之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我永远喜欢这个名字。

　　事情就是这样。

　　我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康城1，我在那个城市学哲学，马莱伯中学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。我读的是《塔吉尼亚的小马群》。当时，我和克里斯蒂娜 · B和贝内迪克特 · L同住一个套间。我是在套间里发现那本书的，书是贝内迪克特的，被扔在地上，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中。我是偶然看到的。这是一种一见钟情。我开始喝苦康巴利酒。我只喜欢喝这种酒。在康城的小酒吧里，要找到可并不容易。

　　所以，初次相遇就是《塔吉尼亚的小马群》。第一次读，第一次喜欢。后来，我抛开了一切，抛开了所有别的书：康德、黑格尔、斯宾诺莎、司汤达、马居斯和别的哲学家或作家的书。我开始读她所有的书，所有的书名，所有的故事，所有的文字。

　　作者的名字越来越使我心醉神迷。我亲手把她的名字抄在一张白色的纸上。有时，我试着模仿她的签名。

　　什么时候见到她的真模样？我记不清了。我忘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的。

　　我扔下了所有别的书，只读她的作品。这个作者，我对她一无所知，我并不认识她。谁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。然而，我从此以后再也离不开她了。这已成定局。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：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句子，每一本书。我读了又读，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。我想成为这个名字，抄她所写的东西，让自己模糊不清，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。对我来说，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。

　　我喝着康巴利酒。

　　在我所读的东西和我这个人（我现在还是这样）之间，有一种神奇的巧合。在她和我之间，在杜拉斯这个名字和我——扬，之间，有一种巧合。

　　读她的书是孤独的。我无法跟任何人谈她的书。我怕谈她的书。要是遭到别人的嘲讽怎么办？要是别人不喜欢，或不怎么喜欢，或喜欢得不够，那怎么办？所以，我宁愿缄口不语，把话留在心里，接着读她的书。独自读，躲起来读，羞耻地读。

　　我已经想把她留给自己了，我已经想保护她了。她已经跟我在一起，但她本人还不知道。我是一个读者，第一读者，因为我喜欢她写的所有文字，全部文字，毫无保留。“杜拉斯”这个由三个字组成的名字，我全身心地爱它。它刚好落在我头上。我再也没有离开她，我无法离开她，永远也不能，她也同样。

　　当时我还不知道，故事其实已经开始了。

　　1975年，康城的“吕克斯”电影院在放《印度之歌》。电影放完后，她来参加一场讨论会。当时，导演习惯前来与公众交谈。必须组织一些讨论。我想买一大束鲜花，但又不敢买。我害羞。怎么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献花？怎样才能对付那些讥笑嘲讽和插科打诨？我没有买花。我口袋里有一本《摧毁吧，她说》。我想要一个签名。灯光重新亮了起来。她出现了，她穿着电影制片人送给她的那件栗色皮背心，穿着那条大家都熟悉的鸡爪状花纹的裙子，脚蹬威士顿式的高帮皮鞋。那条裙子她一穿就是二十年。那件背心，她后来给我穿了，是借给我穿的。那件背心质量很好，是软皮的。

　　“扬，我不能离开它，我不能把它给你。我太喜欢这件背心了。我很乐意借你几天，好让你跟我一起出去。”

　　这是几年后她对我说的话。

　　我坐在第一排，就在她对面。我提了一个问题，我弄糊涂了。她笑了，帮助我，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并且作了回答。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什么都没听见。我看到她站在那里，面对座无虚席的大厅，我都替她害怕。怕人们不喜欢这部电影，不喜欢《印度之歌》。好像这有可能似的，好像这事会发生一样，好像人们会伤害她一样。我看见她感到痛苦了。对她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。她喜欢这部电影，就像这部电影不是她拍的似的。她发疯似的爱上了这部电影，爱上了副领事的叫喊，爱上了德尔菲娜 · 塞里格1，爱上了安娜-玛丽 · 斯特莱特2的红裙子，爱上了卡洛斯 · 达莱西奥3的探戈。她绝对喜欢《印度之歌》，喜欢布洛涅森林边上、印度边缘那座破败的宫殿。加尔各答就在这里，在法国。我看见她了，我看见她了。她怕别人破坏这些形象、这些文字和这一音乐。我害怕但我想给她献花，但愿大家都保持沉默。但愿就我一个人在这家电影院里。看《印度之歌》。就她和我。

　　问答结束了。还有十来个大学生围在她身边。我掏出《摧毁吧，她说》请她签名。她签了。我对她说：“我想给您写信。”她给了我她在巴黎的地址。她说：“您可以照这个地址给我写信。”然后又说：“我渴了。我想喝杯啤酒。”我们就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去。她喝了一杯啤酒，然后说：“我要回特鲁维尔去了。”几个年轻人陪着她。她上了一辆小汽车，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的。她把我扔在康城火车站对面的那家叫做“出发”的小酒吧里。我和其他人在一起，还有几个人留下来喝咖啡。我口袋里有一本《摧毁吧，她说》，上面有她的签名和地址：巴黎，第六区，圣伯努瓦路五号。

　　故事开始了。第二天，我就写了一封信。以后便再也没有停止过。我一直在写。信很短，每天写好几封。有时，我几天不写，然后又开始写。我新写了一封信，但我从来不看自己写的东西，我立即把信寄走。我不想留着它。我给她寄了几箱信。我不期望回信。没有回信可等。我什么都不等。但我在等待。我继续按那个地址写信。那条马路我并不认识，那个套间我并不熟悉。我甚至不知道这些信她是不是都看了。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。我给这些书的作者写了几句话。那个女人，《印度之歌》放完后我在电影院里见过她。

　　让娜 · 莫罗1歌唱那场传奇式的爱情。我买了唱片。我别的不听，只听这张唱片。只听莫罗的声音和卡洛斯 · 达莱西奥的探戈。我被迷住了。我也跟着唱。我不等她的回信，然而，我还是希望她能回。希望她会回，希望她会给我写信。没有回答。没有。哪怕写一句亲切的话，礼貌礼貌也好，比如说“感谢您”，“我非常高兴收到您的信”之类。没有。没有任何回音。写几句亲切的话，礼貌的话，这不是她的风格。决不。我应该知道这一点，因为我读了她的书。我让自己天真地这样想：总有一天，她会给我写一个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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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次相遇（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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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继续读她的书。别的书我一概不碰，我放弃了任何别的活动。我不再上课，我什么都不干。我天天晚上喝威士忌。我换了套间，现在跟贝内迪克特 · L和帕特里克 · W住在康城的欧仁－布丹街，就在公墓对面。帕特里克和我都喜欢贝内迪克特，她却不想再见到我们。她和弗朗克 · Ｌ一起准备文科老师的资格考试。我们有时在套间里遇到弗朗克 · Ｌ。我们不喜欢他，他也不喜欢我们。贝内迪克特不再和我们深夜去“穆卡”喝强身的杜松子酒，听朱里奥 · 伊格莱西亚的《你也没有改变》和阿达莫的《下雪了，你今晚不来》了。她变得严肃认真起来，很用功。她一举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，找了丈夫，有了孩子和一幢漂亮的房子。在那段时间里，她不想再看到我们，不想看到我，也不想看到克里斯蒂娜和帕特里克。那个在我们之前阅读杜拉斯的作品，买了那本《塔吉尼亚的小马群》的女人，那个黑头发的姑娘不想再见到我们了。她会继续读杜拉斯的书吗？她还会那么爱我吗？为什么不？这并非不可能！

　　我则继续写信。圣伯努瓦路五号。总是没有任何回音，一个字都没有。后来，1980年，她寄给我一本《坐在走廊里的男人》。这是第一次碰到：我不怎么喜欢，就是说我看不懂。我寻思这个关于性的故事有什么意思。我很震惊，很落后。可怜的天真汉。我不想弄懂。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，我不想撒谎。我不会。她马上就会感觉到的。我没有回信。我停止写信了。我收到了第二本书。书中附了几个字：我想你没有收到第一本。您又换了地址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不再写信。

　　再后来，我又收到了《黑夜号轮船》、《奥莱丽亚 · 斯坦纳》和《否决之手》。

　　蓝色的封面，法国信使出版社出的。我疯了，我喜欢得发疯。我去巴黎巴比伦路的宝塔电影院看《黑夜号轮船》。我想她一定会在放映厅里。我去剧院看克洛德 · 雷吉和比 · 奥吉埃、米歇尔 · 隆斯达尔、玛丽-费朗斯所演的那出戏。我回去看了好几遍这部电影。诺伊利的情人们。我第一次去了圣伯努瓦路。我在五号前面经过。我怕遇到她。遇到她怎么办呢？说什么好？

　　什么都没见到。我又乘火车回到了康城。

　　终于，我得到了消息，收到了她的一封信：“我病了，现在好多了，都是酒闹的，我好多了，我刚刚写完了《奥莱丽亚 · 斯坦纳》的电影剧本，我想其中有一段是为您而写的。”她没有说哪一段，也没有说是“巴黎的奥莱丽亚”还是“温哥华的奥莱丽亚”。

　　她给我这样写道：“我为您写了《奥莱丽亚 · 斯坦纳》这部东西。我并不认识您。我读了您所有的信。我都留着呢！我好多了。我停止了喝酒。我要做这么一件事：拍电影。我将不那么孤独。”

　　我又重新给她写信，每天好几封。我疯了，我喝好多威士忌。贝内迪克特差不多再也不来套间了。帕特里克很痛苦，回来也少了。他在的话，我们便喝一些酒。我写了些诗，一些短文，用向贝内迪克特借来的旧打字机打的。我热烈地爱上了这台灰色的机器。有几个晚上，我通宵打字写文章。我想出了一个很棒的题目：美丽的痛苦。喝酒。我喝点“芝德拉”帮助睡眠。我睡到下午才起来，听《印度之歌》。我独自呆在欧仁-布丹街的那个套间里。

　　有一天，贝内迪克特告诉我说，我必须走，离开这个套间。她说她兄弟要来康城，学医，要住在这里，住在我现在住的房间里。

　　我走了。我找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。我随身带了一个铁箱，里面装着几本书。

　　后来，是的，我到了那里。1980年7月的一天，我打电话到特鲁维尔。我知道她在那儿。我每周都读她在《解放报》发表的专栏文章，她谈论波兰、格但斯克，谈论灰眼睛的孩子、孩子突兀的脑袋和年轻的夏令营辅导员。我敢肯定她在写我。这个故事是为我而写的。

　　我打电话给她。我说：“我是扬。”她开口了，说了很长时间。我担心没有足够的钱付电话费，我在康城的大邮局里打电话。我不能对她说别讲了。她忘了时间，说：“来特鲁维尔吧。这里离康城不远。我们一起喝一杯。”

　　1980年7月29日，我坐公共汽车去了特鲁维尔。公共汽车站就在多维尔火车站对面。我走在石板路上，经过黑岩公寓。我什么都不看，登上大楼梯，在旅店前经过。我不知道她的套间在哪里。我不敢看，不敢抬头。我胳膊底下夹着一把雨伞，尽管天根本就没有下雨，我不知道拿雨伞怎么办。我走进电话亭，给她打电话。她说：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两小时以后见面。我正在工作，很难脱身。”

　　两小时后，我又打电话给她。这时已是傍晚。她说：“还没完，七点钟左右再打电话给我。到浴场路去买一瓶红酒。”她把杂货店的店名说得清清楚楚：那是特鲁维尔最好的杂货店。她问：“您明白了？不会弄错吧？”我去了浴场路，找到那家杂货店，买了一瓶普通的波尔多红酒，然后走进黑岩公寓的大厅。那时可能已近七点。我仍然傻乎乎地夹着那把雨伞。

　　“我住在二楼。您在走廊里不会迷路的，走到头。在大镜子的右边。”

　　我敲了门。她开了门，露出了微笑。她拥抱了我，说：“您知道，有门铃的。敲门谁也听不见。”

　　我打开红酒。酒很差，软木塞的那种。她说，我听。她说：“每星期写专栏文章真难，每次我都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。”我们喝着酒。她说着。我在那里听着。我在黑岩公寓的那个套间里。她对我说：“您来看，这里很漂亮。有两个浴室，其中有一个豪华得让人难以置信。普鲁斯特去卡布尔的大旅店之前，和他的祖母来过这里，住在靠海的那个套间。我喜欢靠院子的那边。整天都是大海，不分日夜，烦死了。”

　　我一言不发。我听着，她说：“您来看最漂亮的东西：阳台。对面是油港勒阿弗尔。一到晚上，灯火通明。那艘大型客轮似乎向我们驶来，其实它并没有动。我喜欢这阳台，喜欢这烟囱和那水晶般的灯光。”

　　不知不觉，一下子就十点钟了。她说：“您一定饿了，我却一点不饿。您去中心酒店吧，那里很不错。我把给《解放报》写的东西再看一遍。”

　　我不敢进中心酒店。我在特鲁维尔瞎转，从俱乐部走向海滨，走向鱼市场，十一点钟左右，我回去了。她问：“怎么样？不错吧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没有座位了。”她笑了，说：“这个季节，在这个地方总是这样子。好啦，我还有块冻鸡。”我吃了。她说：“别浪费旅馆费了，而且，到处都满了。我儿子的房间空着。他不在，您可以睡在那里。”那里有两张床。她说：“我们去勒阿弗尔转一转吧！我想让您看看勒阿弗尔的美景。灯光，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。”她开车，一辆“标致104”。她带我看了一切。那是在晚上。她说什么我都说“是的”。

　　“这种景象我百看不厌。有一天，我会把它拍成电影，把所有这些灯光都拍下来。”她说。

　　接着，她开始唱起来，麻雀，粉红色的生命。我也跟着唱起来。她说：“走调走得这么厉害，真是难以置信。我来教您吧。”于是，我们俩一起唱起了《粉红色的生命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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